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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，《夏商周断代工程》阶段性报告一经发布，美国著名汉学家倪德卫便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表评论，断言“国际学术界将会把这份工程报告撕得粉碎”。他之所以作此预测，主要缘于西方学界普遍否认夏朝的存在，因此对于报告中“夏商周”三代断代尤其是涉及夏朝的部分，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抵触情绪。
西方学者否定夏朝存在的理由，除去缺少确凿的考古铁证，比如没有直接出土刻有“夏”字或明确记载夏朝事迹的文物之外，还针对《史记》等史书中记载商契、后稷带有超自然诞生故事的内容，质疑其作为历史记录的真实性。同时，他们认为夏朝极有可能是周人为了政治目的，刻意编造出来的一个历史阶段。
抛开其他争议，单从周人是否有能力伪造夏朝历史来看，现代气候科学的研究结果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。科学家们通过对夏朝时期气候的分析，发现其气候状况与史书记载高度吻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周人如果是后世编造者，又怎能准确地描绘出一千多年前的气候环境呢？
大约在一万年前，地球经历末次冰期结束，虽然整体气候偏冷偏干，但温度开始逐渐回升，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，文明发展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的阶段。
展开剩余79%约五千年前，气候温暖且适宜人类生存，之后气温又逐步上升。1972年，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指出：距今五千年至三千年间，多数时期的年均温度比现在高出约2摄氏度。由此看来，五帝时代的兴起并非偶然，而是与这段温暖气候密切相关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历史篇章。
距今约四千年，也就是史书记载的尧舜禹时代，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。帝尧时期，“洪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其忧”，这才引出了鲧禹治水二十余年的传奇故事。多项现代科学研究证实，确实在当时爆发过一次大规模洪灾。
首先，气候模型显示，随着气温升高，冰川融化导致降水增多，河流泛滥成灾，这必然引发持续多年的洪水。其次，在龙山文化晚期（约4500-4000年前），如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、辉县孟庄遗址，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，上海马桥遗址，江苏吴江梅堰遗址等地，都发现了洪水冲毁的痕迹和普遍分布的厚厚灰黑色淤土层，梅堰遗址的淤土层厚度甚至达0.4至0.9米。这些都表明，约四千年前，黄河和长江流域曾遭遇大规模洪水。
因此，这些气候和考古证据强烈支持大禹治水的真实存在。若大禹治水纯属虚构，周朝人又怎会准确记载一千多年之前的洪水事件，从而创造出治理洪水的大禹形象？显然，大禹治水故事必定是基于真实历史传承，周人才得以如实记载。
气候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，夏朝建立后，整体气候转向干旱。著名气候专家王绍武指出：“夏朝建立前存在一个多雨期，大禹治水标志着洪水期结束，夏朝立国前后气候转为干旱，短短三百年内降水量骤减约20%，可视为一次显著的气候突变。”
自距今约三千八百年前起，降雨量恢复至正常水平（此前高于常态），气候明显转暖，农业生产得以发展。《中国历史气候变化》一书中提到：“夏商时期是一个明显温度偏高的气候阶段。”正是在这一时期，二里头文化开始兴起，二里头遗址逐渐展现出“王朝气象”，建立了区域性王权政体。
但到了夏朝晚期，大约三千六百年前，长期的高温引发极端干旱。考古发掘显示，二里头遗址三期相当于夏朝晚期后段，该时期出现大量水井。由于地下积水，井底未能完全探明，但大量水井的存在无疑说明当时降雨极少，甚至连伊洛河流域都无法满足日常用水需求，迫使夏人不得不挖井取水以维持生计。
气候学的结论，在史书中得到了呼应。史书记载，夏朝末期五位皇帝执政期间，干旱极为严重，尤以胤甲与夏桀时期最甚。
古本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“胤甲即位，居西河，十日并出。”上一次“十日并出”的描述出现在帝尧时代，即神话中羿射九日的传说。这里的“十日”显然非真实现象，而是反映了胤甲时期异常炎热干旱的气候状态。
今本《竹书纪年》载，帝癸（二十九年即夏桀统治后期）时出现“三日并出”的极端天气。《国语》也记载：“伊洛竭而夏亡。”《墨子》中记：“夏桀时日月不时，寒暑杂至，五谷焦死。”这些记载清楚表明，夏桀亡国不仅是道德败坏的结果，更有自然环境的严重干旱作背景，伊水、洛水均告枯竭，粮食危机加剧，成为夏朝灭亡的根本原因。
由此可见，史书记载的夏朝末期天气状况与气候学研究高度吻合。若非当时流传的真实信息，周人又怎会准确描述这一历史气候现象？
综上所述，尽管关于夏朝气候的历史记载较为有限，若能进一步补充，将更具说服力。但结合大禹时期和夏朝晚期的气候变化证据，再加上丰富的考古和文献材料，基本可以确认史书上的夏朝并非后世伪造，而是真实存在的历史阶段。西方学者对此的质疑，更多是无根据的猜测，甚至可能是故意忽视事实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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